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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实信息传播引发的昆明城投风波连日来持续发酵，再度触动市场对我国地方城投债务风险的敏感神经。风险多大？如何化债？这既是市场讨论焦点，也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当前的地方城投债务风险有所加剧但也不应过度悲观。化解地方城投债务风险，考验着地方政府能否找到合适化债路径的施策智慧。这需要通过适当的政策支持，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

地方城投债无一实质性违约

过去一年，昆明市级城投债就因融资情况走弱、净融资额较上年明显下滑受到关注。Wind数据显示，2022年，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昆明城投”）资产负债率已达59.23%。截至一季度末，昆明城投总资产732.87亿元，负债合计430.20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8.7%。

中诚信国际曾在去年9月发文指出，昆明市级城投的债务总量虽不及省级，因转型失败和过度超前投资形成的低效资产也较少，但近年来围绕土地和城市基建展业形成的资产质量同样不佳，土地出让的持续下行削弱了市级国资可协调的偿债资源，加之市级城投债到期压力预期上升，外界对昆明市级城投信用风险的隐忧随之增加。

近年来，地方财政收入端受疫情、房地产市场转冷等影响，多地财政收支紧平衡态势加剧，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资金偿付能力随之下滑，地方城投公司的债务压力也与日俱增。据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22年，仅陕西、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山西城投债务率（按一般预算财力口径）相较上年下降，其余省份债务率均明显提升。

“城投公司以不盈利或微利的功能性业务为主，盈利能力弱，叠加财政收入承压以及部分区域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城投公司的盈利对利息保障程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逐年弱化。”中诚信国际副总裁李玉平在中诚信国际-穆迪2023年中信用风险展望研讨会上表示。

虽然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弱化，城投再融资能力下降，城投非标违约及商票逾期事件也在不断发生，但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出现城投债券的实质性违约。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对记者表示，目前投资者对城投债存有的各种疑虑，早在2011年的“城投债风波”时即被市场广泛讨论，此后每当城投主体遇到困难时都会被反复关注。“市场中的潜在风险被一次次地妥善化解，时间完美地回应了一系列问题。”

融资平台仍有盈利空间

今年以来，财政部高度重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治理工作，多次重申将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化解债务风险。

结合各地实践看，化解城投债务风险的途径可大致分为六种，分别是借助财政资金拨款，通过政府债券置换，协调金融机构再融资，处置经营资产，设立新的救助基金，提前赎回债券。不论采用何种方式，专家都一致强调，化解城投债务风险需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当地国企的多方支持。

广发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刘郁指出，这些化债路径的实质是减轻城投短期的借新还旧压力，让债务更加容易滚续，以换取未来时间里，当地经济基本面出现改善、融资环境实质性修复的空间。

从长远角度看，治理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关键仍是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分类转型，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责权利边界，使融资平台转型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的地方国有企业。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志国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通过转型发展，将融资平台打造成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市场化综合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将显著提振市场对城投行业的信心。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教授郭玉清向记者指出，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分类转型的关键，是使融资平台从“输血”生存变为“造血”发展，通过市场化经营提升融资平台企业绩效。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协同推进两项工作：一是完善融资平台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财政金融部门加强协调，对融资平台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负债，财政部门要统筹资源予以防范，金融机构也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避免触发次生风险。

“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只要找准收益点，转型后融资平台仍然有较大盈利空间。”郭玉清表示，在推进转型过程中，财政和金融政策要给予一定支持，同时要下定决心推进转型，在竞争中谋发展，在挑战中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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